【编者按】“企业史研究”公众号按惯例，编制了2024年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经济史评论》刊登企业史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的摘要。（因《中国经济史评论》2024年度所刊文章尚未全部见于知网，故本次推文只展示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的标题与作者）文章选择标准仍然围绕“企业组织、企业家和企业生长环境”三方面：①以企业组织为核心，涵盖了对企业组织制度、发展演变、经营管理、产权结构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②以企业家为核心，对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和一般企业职员的群体研究，如企业家精神、职工运动、同业团体和商人经营活动等；③以企业生长环境为核心，企业与外部环境（外部经济发展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状况）的互动研究。
作者：刘新龙，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重点经营洋广药材长途贸易，并以总分号的组织形式编织运营网，在禹州组建洋广药材公和社，在祁州被称为“广帮”在山西药号经营洋广药材过程中，采购任务由广州、香港分号完成;运送过程中，天津、烟台、青岛先后作为海运接货地，胶济铁路开通后济南成为洋广药材陆运重要中转站;销售任务起初主要由祁州、禹州分号负责，伴随经济格局变化转由天津分号担任。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具体由分号完成，而总号主要职能在于人事安排、资金管理、会计监督，其核心是按收支两条线提供采购资金并统管出售的收益。这种经营方式可归纳为分号经营、总号结算，也即分号作为运营主体直面市场，总号充当资金结算中心保证财权控制。分号经营、总号结算是山西药号拓展市场的核心机制，对于理解明清长途贸易运营制度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摘要：20世纪初，蛋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其原材料的收购过程一般由蛋贩进入乡村直接进行收买，将蛋类转运至集市或直接售卖至蛋行（栈）、蛋号、鸡子店等机构，再由这些机构运往蛋厂加工或二次售卖。随着蛋业贸易的发展，部分资本雄厚的蛋厂及少量蛋行试图压缩收购成本，减少交易环节，在产地设置蛋庄直接向蛋贩收货。蛋业中的鲜蛋资源收购方式虽然在市场配置与企业配置之间不断进行调试，但始终难以越过蛋贩这一基层中间商。由于传统商业市场惯习与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一机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展近代社会的商业功能，但最终并未形成一种高度组织化、科层化的制度安排，无法从源头上控制蛋类的生产与收购。
3.《中荷瓷器贸易结构探析（1729-1794）——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视角》
作者：成艳萍，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张琪，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段，特别是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更推动了瓷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中心经历了由葡萄牙向荷兰的转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欧瓷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得到确立。中荷瓷器贸易时段横跨中国瓷器外销黄金与衰落阶段，是研究中欧瓷器贸易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视角，发现1729-179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上经销中国瓷器贸易结构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折射出中欧瓷器贸易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作者：张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赵留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小琦，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赵岩，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与工程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橡胶种植公司是近代上海股市中公司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板块，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仅限于清末“橡胶风潮”这一短暂时期，而忽略了这一些企业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收集了1937年之前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所有橡胶公司的股价、股利和重组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9-1936年的橡胶股年度业绩指数以及橡胶风潮时期的月度业绩指数，我们得知，橡胶风潮的影响主要限于证券交易市场的橡胶股价格和从事橡胶股投机的钱庄，并未给别的行业股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风潮之后，大部分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橡胶股尽管波动巨大，然而其长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即使经过风险调整，橡胶股任旧存在一定的超额收益。本文从橡胶板块的视角为近代上海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定量化认识。
摘要：同光之交，盛康、盛宣怀家族通过丰泰栈等商号从事粮食贸易，以包办江苏州县漕粮为核心业务。丰泰栈从无锡、朱家角等米粮贸易中心采买米石，运沪交兑沙船、轮船招商局，以充代办州县漕粮。州县除开仓征收部分潜粮外，将漕务的关键环节交由丰泰栈等包办。地方官与盛家大体按照商业与市场的逻辑订立并落实办米协议，但这并非漕务运作中官商之间的全部逻辑。由丰泰栈的例子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降，在江苏漕粮准许折征、统一由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以及江南发达的粮食市场与金融、通信网络下，漕运贡赋制度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嵌入市场，改变了自身的运行方式。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通过“军管理方式，尽数攫夺上海租界内英美等国重要企业，由此日本在各个行业出现极度扩张的态势，完全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随着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将中国沦陷区建成其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不得不对汪伪政府妥协，日汪关系出现“调整”，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由“军管理”转为“日汪合办”，但因附加严厉条款，对于重要企业，日方仍保存其权益和影响。
7.《清雍乾时期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
摘要：在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行外商人为数量众多且高度活跃的商人群体。以雍乾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重新解读清政府针对行外商人从事贸易的各项规定，可知行外商人不仅经营小手工业品，还在行商担保下合法参与瓷器、茶叶等大宗货物对外贸易，其商业活动早在乾隆朝初期已相当活跃。在英美散商大量来华之前，行外商人与行商、东印度公司大班紧密联系，促使广州口岸的贸易环境相对平衡稳定，由行外商人开展的行外贸易亦成为广州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8.《20世纪30年代合伙企业连带无限责任制的确立与争议——兼谈中国本土合伙责任问题》
摘要：1930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债编》第681条骤改合伙“按股分担习惯，实行连带无限责任制度。此制度改变了本土合伙企业中债务风险责任分配，扩大了合伙人的债务责任范围。商界认为此举导致合伙人权利与义务悬殊，有失立法公平，遂发起强烈抗议。在商界抗争下，潘序伦曾提出“分担无限公司“设想，但未获得学界、商界认可。部分立法委员提议下，1933年9月立法院表示可以在商业登记法中进行补救，即以合伙企业登记注册为前提，将合伙习惯融入成文法。基于此，“按股分担习惯被纳入《商业登记法草案》第9条。然而，历经多次审议讨论，立法院最终未能通过该草案第9条，而是借助民法隐名合伙理论消弭了争议。通过对该问题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对中国本土合伙责任问题提供新思考，也有助于展现固有商业习惯和新式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9.《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与国内劳资冲突：基于1928-1936年上海各行业的分析》
作者：李耀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狄丹阳（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摘要：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是否会影响国内劳资冲突？本文基于近代《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上海劳资冲突微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商品进口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近代商品进口增多会明显地增加国内劳资冲中突。从影响机制分析，这是进口商品冲击了国内市场,导致国内企业经营困难，随后企业无论是采取裁减劳工还是降低工人日工资的方式应对困难，都会带来劳资之间冲突的增加。
10.《明代徽商家族商业资本的积累与代际传承——以〈万历收支银两册〉为中心》
作者：孙丽，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王世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明代吴文奎家族商业经营持续230余年，《万历收支银两册》是其家族遗存的一册“家庭—商业”型珍贵账簿，揭示了家庭内部通过规定性资本分拨、资本收益和多名目补贴方式实现代际资本流动，从而完成家庭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代际传承的过程。资本分拨和多名目补贴是代际传承的基础，资本分拨和资本收益是诸子资本增长的重要的因素。与婚姻有关的回鞋银、与排行有关的长兄银和长孙银，以及分家析产和多名目补贴在徽商资本代际传承中都会存在；而与年龄有关的千金资本和援例银则难得一见。这体现了吴文奎家庭商业资本积累和传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代际资本积累方式表现出深层的制度设计特征：一是由父本和子本构成的稳健的二元资本结构和单向的资本流动；二是高效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分工协作制度；三是防止家庭商业资本被分散进而影响持续经营的“分产不分业”的资本析分制度。这些制度旨在保障家族商业以及家族本身的世代延续。
摘要：明中期以后，南方各地替有资本者贩运货物的流动商人随着跨区贸易发展而日趋职业化，并成为店号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水客”。依凭常玉大路和本地油货，乾隆时期浙赣边界的两山地区聚集了一批利用水客从事跨区贩运的徽商油号。和别的地方一样，当地店号任用水客的方式有支薪长期聘用和委托经营两种。至19世纪初，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当地店号支薪聘用水客的模式难以维持。商号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水客分号，变个体支薪聘用为分号委托经营，以提高水客在贩运中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来保证商号在市场中能继续生存与获利。两山水客的案例表明贩运的职业化与委托经营的制度化是商号克服不利运输条件、应对经营危机，进而维持跨区贸易的重要手段。对于像两山水客一样的职业贩运人和相关贸易线的讨论，或可成为学界进一步探索中国市场问题的新视角。
摘要：在制作《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3-1937年）》的基础上，本文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投资作了总体性的研究。1894年之前是先行者优势时代，一些商和早期在华的贸易商占得先机，形成了若干大的在华投资势力；从19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势力来华，大多把中国作为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两股西方及日本垄断势力，挟三次工业革命成果来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如棉纺织、卷烟等，外商投资设立生产企业，是为降低用工成本，同时接近产品的销场，但这种投资是不配套的，缺乏基础产业支撑；在更多产业领域，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如石油、汽车、机械、化工等，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采取在华倾销产品的战略。外商投资以消费需求和新型城市化为导向，而不是以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导向。外商投资兼具负面和正面两种历史作用，它引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和早期新型城市化，但因为将在华投资所引发的有利因素转移至其国内、寡占使得市场之间的竞争不充分以及吸纳大量中国人资金等原因，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速度，推迟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可能性。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政府为响应国民政府以“统制”为核心的经济备战政策，组建福建企业公司作为本省工业统制体系的中心。在省政府干预下，战时福建企业公司采取了集中控制、自给自足和收缩组织三大战略，并对企业组织和人员实施强力管控，尽管福建企业公司在战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选择和组织调整，希望谋求长久发展，但受困于工业过度商业化和保障地方民生的负担，企业出现工不如商、亏损严重以及依赖特权的发展困境，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失去地方政府支持的福建企业公司迅速衰落。
摘要：近代以来，受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省政府为振兴茶业，从管控茶叶仓储组织入手，逐步改革茶叶运销。福建茶叶仓储组织经历从商办宁昌茶仓到官商合办福州第一茶仓，再到官办茶仓管理所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主要经营仓储业务的茶仓，逐步增加茶叶检查、调剂金融，稽核茶税等行政职能，成为一个兼具营利组织和管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福建省政府借此形成独特的茶叶运销改革路径，即以管控茶叶运输与仓储为基础，开展茶叶检查与茶税稽核等工作，并逐渐介入茶业金融，这为其进一步统制茶叶运销奠定基础。
摘要：陈嘉庚的国内投资是他于海外取得成功之后，向国内投身社会之时展开的。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陈嘉庚的国内投资呈现出鲜明特征：跨界，积极投入新式实业，融发展公益与经营企业于一身，服务于教育救国理念及事业，主动担当祖国前途命运等，从企业家的角度言之，他的国内投资一方面充分调用了跨界经验，从而有效整合了各类资源，投资行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他的国内投资行为又与学界讨论的以“经营地方”为特征的“中国式非凡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多有吻合之处。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企业家而言，他们普遍经历了由乡而国、从关注地方建设到心怀家国命运的递进，从而兼具多重特征，这给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话语讨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摘要：20世纪前半期，西方化学肥料生产渐趋过剩，农业大国中国遂成为欧美各国倾销这一产品的重要地区。以英德为首的洋行利用广告、电影、科普演讲、现场参观、免费试用、合作试验等方式打开了中国民众认知化学肥料的通道，同时招商代理构建城市至乡村的层级销售网络，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功地让化学肥料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渐渐走向华中、华北内陆各省。中国化学肥料进口数量与日俱增，使用化学肥料的作物种类不断增多。洋行对化学肥料的宣传与推广不仅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关于化学肥料与传统有机肥料利弊的论战，更重要的是，它从多个角度促进了中国农学、农业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现代转型，推动了中国农业“化学化”的进程。
5.《战时经济秩序下裕华纺织公司的“暗账”问题探析（1939-1949）》
摘要：在全面抗战及内战时期，企业、商号设置暗账来实施投机及避税行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暗账”，主要是指经营主体设立内部私密账簿，记录真实资产、经营及负债情况。与此相应，“明账”即为假账，用以应付政府及税局稽查。裕华公司最初设立暗账是为了逃避战时经济管制下的政府限价、物资管制政策及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早期较为简单且为局部建账，随着形势变化，裕华公司的暗账不断系统化，嵌入经营管理体制之中。除了通过暗账来实施内部财务管理，还为公司的逃税、黑市交易及外汇买卖遮目。政府深知暗账危害，也采取一定的措施打击，但面临信息不对称及稽查能力不够的难题，始终未见成效。暗账的存在及清査困境一方面意味着战时秩序下企业的经营方向发生变异，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出现严重的制度裂缝。
摘要：支撑嘉庚教育、嘉庚爱国情怀的，是嘉庚企业创造的巨大财富。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企业家，企业经营所得是嘉庚先生捐资兴学、救亡图存、大爱无疆的财政基础。嘉庚企业涉及行业众多，跨越不同地域，显示出“跨国网络”的典型特征；而嘉庚企业相当长时间内的兴盛及其影响，又因为其中蕴涵的文化传承；嘉庚企业是商业诚信等嘉庚精神的重要载体，嘉庚企业以及它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嘉庚精神的内在核心。
摘要：义合长记是在多伦经营批发业务的中等旅蒙商号。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引发战争后，草原地区局势失序，作为汉蒙商道重要中枢的多伦亦未幸免。在商路不通、资金紧缩、军需重税、物价高涨等外部因素与呆账过多、投资失利等内部因素交织下，该商号陷于经营日艰、周转受滞、亏赔严重、汇兑难通的生存困境。为重振号务，义合长记积极采取清理对外债务、巧妙回收欠款、拓展营业范围、恳求东家注资等措施，但其努力终归失败，于民国六年彻底歇业。从此个案可以管窥民国初年中小旅蒙商号的普遍遭遇。
3.《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资本”概念的借用及话语方式探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编者按】“企业史研究”公众号按惯例，编制了2024年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经济史评论》刊登企业史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的摘要。（因《中国经济史评论》2024年度所刊文章尚未全部见于知网，故本次推文只展示与之相类似的文章的标题与作者）文章选择标准仍然围绕“企业组织、企业家和企业生长环境”三方面：①以企业组织为核心，涵盖了对企业组织制度、发展演变、经营管理、产权结构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②以企业家为核心，对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和一般企业职员的群体研究，如企业家精神、职工运动、同业团体和商人经营活动等；③以企业生长环境为核心，企业与外部环境（外部经济发展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状况）的互动研究。
作者：刘新龙，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重点经营洋广药材长途贸易，并以总分号的组织形式编织运营网，在禹州组建洋广药材公和社，在祁州被称为“广帮”在山西药号经营洋广药材过程中，采购任务由广州、香港分号完成;运送过程中，天津、烟台、青岛先后作为海运接货地，胶济铁路开通后济南成为洋广药材陆运重要中转站;销售任务起初主要由祁州、禹州分号负责，伴随经济格局变化转由天津分号担任。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具体由分号完成，而总号主要职能在于人事安排、资金管理、会计监督，其核心是按收支两条线提供采购资金并统管出售的收益。这种经营方式可归纳为分号经营、总号结算，也即分号作为运营主体直面市场，总号充当资金结算中心保证财权控制。分号经营、总号结算是山西药号拓展市场的核心机制，对于理解明清长途贸易运营制度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摘要：20世纪初，蛋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其原材料的收购过程一般由蛋贩进入乡村直接进行收买，将蛋类转运至集市或直接售卖至蛋行（栈）、蛋号、鸡子店等机构，再由这些机构运往蛋厂加工或二次售卖。随着蛋业贸易的发展，部分资本雄厚的蛋厂及少量蛋行试图压缩收购成本，减少交易环节，在产地设置蛋庄直接向蛋贩收货。蛋业中的鲜蛋资源收购方式虽然在市场配置与企业配置之间不断进行调试，但始终难以越过蛋贩这一基层中间商。由于传统商业市场惯习与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一机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扩展近代社会的商业功能，但最终并未形成一种高度组织化、科层化的制度安排，无法从源头上控制蛋类的生产与收购。
3.《中荷瓷器贸易结构探析（1729-1794）——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视角》
作者：成艳萍，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张琪，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段，特别是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更推动了瓷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世界经济中心经历了由葡萄牙向荷兰的转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欧瓷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也得到确立。中荷瓷器贸易时段横跨中国瓷器外销黄金与衰落阶段，是研究中欧瓷器贸易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视角，发现1729-1794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上经销中国瓷器贸易结构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折射出中欧瓷器贸易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作者：张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赵留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小琦，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赵岩，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与工程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橡胶种植公司是近代上海股市中公司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板块，然而，相关研究一般仅限于清末“橡胶风潮”这一短暂时期，而忽略了这一些企业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收集了1937年之前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所有橡胶公司的股价、股利和重组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09-1936年的橡胶股年度业绩指数以及橡胶风潮时期的月度业绩指数，我们得知，橡胶风潮的影响主要限于证券交易市场的橡胶股价格和从事橡胶股投机的钱庄，并未给别的行业股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风潮之后，大部分橡胶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在正常开展。橡胶股尽管波动巨大，然而其长期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即使经过风险调整，橡胶股任旧存在一定的超额收益。本文从橡胶板块的视角为近代上海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定量化认识。
摘要：同光之交，盛康、盛宣怀家族通过丰泰栈等商号从事粮食贸易，以包办江苏州县漕粮为核心业务。丰泰栈从无锡、朱家角等米粮贸易中心采买米石，运沪交兑沙船、轮船招商局，以充代办州县漕粮。州县除开仓征收部分潜粮外，将漕务的关键环节交由丰泰栈等包办。地方官与盛家大体按照商业与市场的逻辑订立并落实办米协议，但这并非漕务运作中官商之间的全部逻辑。由丰泰栈的例子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降，在江苏漕粮准许折征、统一由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以及江南发达的粮食市场与金融、通信网络下，漕运贡赋制度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嵌入市场，改变了自身的运行方式。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通过“军管理方式，尽数攫夺上海租界内英美等国重要企业，由此日本在各个行业出现极度扩张的态势，完全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随着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将中国沦陷区建成其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不得不对汪伪政府妥协，日汪关系出现“调整”，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由“军管理”转为“日汪合办”，但因附加严厉条款，对于重要企业，日方仍保存其权益和影响。
7.《清雍乾时期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
摘要：在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行外商人为数量众多且高度活跃的商人群体。以雍乾时期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重新解读清政府针对行外商人从事贸易的各项规定，可知行外商人不仅经营小手工业品，还在行商担保下合法参与瓷器、茶叶等大宗货物对外贸易，其商业活动早在乾隆朝初期已相当活跃。在英美散商大量来华之前，行外商人与行商、东印度公司大班紧密联系，促使广州口岸的贸易环境相对平衡稳定，由行外商人开展的行外贸易亦成为广州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8.《20世纪30年代合伙企业连带无限责任制的确立与争议——兼谈中国本土合伙责任问题》
摘要：1930年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债编》第681条骤改合伙“按股分担习惯，实行连带无限责任制度。此制度改变了本土合伙企业中债务风险责任分配，扩大了合伙人的债务责任范围。商界认为此举导致合伙人权利与义务悬殊，有失立法公平，遂发起强烈抗议。在商界抗争下，潘序伦曾提出“分担无限公司“设想，但未获得学界、商界认可。部分立法委员提议下，1933年9月立法院表示可以在商业登记法中进行补救，即以合伙企业登记注册为前提，将合伙习惯融入成文法。基于此，“按股分担习惯被纳入《商业登记法草案》第9条。然而，历经多次审议讨论，立法院最终未能通过该草案第9条，而是借助民法隐名合伙理论消弭了争议。通过对该问题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对中国本土合伙责任问题提供新思考，也有助于展现固有商业习惯和新式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9.《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与国内劳资冲突：基于1928-1936年上海各行业的分析》
作者：李耀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狄丹阳（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摘要：近代国际商品进口冲击是否会影响国内劳资冲突？本文基于近代《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上海劳资冲突微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商品进口冲击对国内劳资冲突的影响。结果发现，近代商品进口增多会明显地增加国内劳资冲中突。从影响机制分析，这是进口商品冲击了国内市场,导致国内企业经营困难，随后企业无论是采取裁减劳工还是降低工人日工资的方式应对困难，都会带来劳资之间冲突的增加。
10.《明代徽商家族商业资本的积累与代际传承——以〈万历收支银两册〉为中心》
作者：孙丽，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王世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明代吴文奎家族商业经营持续230余年，《万历收支银两册》是其家族遗存的一册“家庭—商业”型珍贵账簿，揭示了家庭内部通过规定性资本分拨、资本收益和多名目补贴方式实现代际资本流动，从而完成家庭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代际传承的过程。资本分拨和多名目补贴是代际传承的基础，资本分拨和资本收益是诸子资本增长的重要的因素。与婚姻有关的回鞋银、与排行有关的长兄银和长孙银，以及分家析产和多名目补贴在徽商资本代际传承中都会存在；而与年龄有关的千金资本和援例银则难得一见。这体现了吴文奎家庭商业资本积累和传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代际资本积累方式表现出深层的制度设计特征：一是由父本和子本构成的稳健的二元资本结构和单向的资本流动；二是高效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分工协作制度；三是防止家庭商业资本被分散进而影响持续经营的“分产不分业”的资本析分制度。这些制度旨在保障家族商业以及家族本身的世代延续。
摘要：明中期以后，南方各地替有资本者贩运货物的流动商人随着跨区贸易发展而日趋职业化，并成为店号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水客”。依凭常玉大路和本地油货，乾隆时期浙赣边界的两山地区聚集了一批利用水客从事跨区贩运的徽商油号。和别的地方一样，当地店号任用水客的方式有支薪长期聘用和委托经营两种。至19世纪初，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当地店号支薪聘用水客的模式难以维持。商号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水客分号，变个体支薪聘用为分号委托经营，以提高水客在贩运中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来保证商号在市场中能继续生存与获利。两山水客的案例表明贩运的职业化与委托经营的制度化是商号克服不利运输条件、应对经营危机，进而维持跨区贸易的重要手段。对于像两山水客一样的职业贩运人和相关贸易线的讨论，或可成为学界进一步探索中国市场问题的新视角。
摘要：在制作《历年所设外国在华企业一览表（1843-1937年）》的基础上，本文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投资作了总体性的研究。1894年之前是先行者优势时代，一些商和早期在华的贸易商占得先机，形成了若干大的在华投资势力；从19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势力来华，大多把中国作为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两股西方及日本垄断势力，挟三次工业革命成果来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如棉纺织、卷烟等，外商投资设立生产企业，是为降低用工成本，同时接近产品的销场，但这种投资是不配套的，缺乏基础产业支撑；在更多产业领域，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如石油、汽车、机械、化工等，西方及日本财团寡头采取在华倾销产品的战略。外商投资以消费需求和新型城市化为导向，而不是以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导向。外商投资兼具负面和正面两种历史作用，它引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和早期新型城市化，但因为将在华投资所引发的有利因素转移至其国内、寡占使得市场之间的竞争不充分以及吸纳大量中国人资金等原因，在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速度，推迟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可能性。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政府为响应国民政府以“统制”为核心的经济备战政策，组建福建企业公司作为本省工业统制体系的中心。在省政府干预下，战时福建企业公司采取了集中控制、自给自足和收缩组织三大战略，并对企业组织和人员实施强力管控，尽管福建企业公司在战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选择和组织调整，希望谋求长久发展，但受困于工业过度商业化和保障地方民生的负担，企业出现工不如商、亏损严重以及依赖特权的发展困境，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失去地方政府支持的福建企业公司迅速衰落。
摘要：近代以来，受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省政府为振兴茶业，从管控茶叶仓储组织入手，逐步改革茶叶运销。福建茶叶仓储组织经历从商办宁昌茶仓到官商合办福州第一茶仓，再到官办茶仓管理所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本主要经营仓储业务的茶仓，逐步增加茶叶检查、调剂金融，稽核茶税等行政职能，成为一个兼具营利组织和管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福建省政府借此形成独特的茶叶运销改革路径，即以管控茶叶运输与仓储为基础，开展茶叶检查与茶税稽核等工作，并逐渐介入茶业金融，这为其进一步统制茶叶运销奠定基础。
摘要：陈嘉庚的国内投资是他于海外取得成功之后，向国内投身社会之时展开的。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陈嘉庚的国内投资呈现出鲜明特征：跨界，积极投入新式实业，融发展公益与经营企业于一身，服务于教育救国理念及事业，主动担当祖国前途命运等，从企业家的角度言之，他的国内投资一方面充分调用了跨界经验，从而有效整合了各类资源，投资行为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他的国内投资行为又与学界讨论的以“经营地方”为特征的“中国式非凡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多有吻合之处。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企业家而言，他们普遍经历了由乡而国、从关注地方建设到心怀家国命运的递进，从而兼具多重特征，这给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话语讨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摘要：20世纪前半期，西方化学肥料生产渐趋过剩，农业大国中国遂成为欧美各国倾销这一产品的重要地区。以英德为首的洋行利用广告、电影、科普演讲、现场参观、免费试用、合作试验等方式打开了中国民众认知化学肥料的通道，同时招商代理构建城市至乡村的层级销售网络，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功地让化学肥料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渐渐走向华中、华北内陆各省。中国化学肥料进口数量与日俱增，使用化学肥料的作物种类不断增多。洋行对化学肥料的宣传与推广不仅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关于化学肥料与传统有机肥料利弊的论战，更重要的是，它从多个角度促进了中国农学、农业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现代转型，推动了中国农业“化学化”的进程。
5.《战时经济秩序下裕华纺织公司的“暗账”问题探析（1939-1949）》
摘要：在全面抗战及内战时期，企业、商号设置暗账来实施投机及避税行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暗账”，主要是指经营主体设立内部私密账簿，记录真实资产、经营及负债情况。与此相应，“明账”即为假账，用以应付政府及税局稽查。裕华公司最初设立暗账是为了逃避战时经济管制下的政府限价、物资管制政策及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早期较为简单且为局部建账，随着形势变化，裕华公司的暗账不断系统化，嵌入经营管理体制之中。除了通过暗账来实施内部财务管理，还为公司的逃税、黑市交易及外汇买卖遮目。政府深知暗账危害，也采取一定的措施打击，但面临信息不对称及稽查能力不够的难题，始终未见成效。暗账的存在及清査困境一方面意味着战时秩序下企业的经营方向发生变异，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出现严重的制度裂缝。
摘要：支撑嘉庚教育、嘉庚爱国情怀的，是嘉庚企业创造的巨大财富。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企业家，企业经营所得是嘉庚先生捐资兴学、救亡图存、大爱无疆的财政基础。嘉庚企业涉及行业众多，跨越不同地域，显示出“跨国网络”的典型特征；而嘉庚企业相当长时间内的兴盛及其影响，又因为其中蕴涵的文化传承；嘉庚企业是商业诚信等嘉庚精神的重要载体，嘉庚企业以及它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嘉庚精神的内在核心。
摘要：义合长记是在多伦经营批发业务的中等旅蒙商号。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引发战争后，草原地区局势失序，作为汉蒙商道重要中枢的多伦亦未幸免。在商路不通、资金紧缩、军需重税、物价高涨等外部因素与呆账过多、投资失利等内部因素交织下，该商号陷于经营日艰、周转受滞、亏赔严重、汇兑难通的生存困境。为重振号务，义合长记积极采取清理对外债务、巧妙回收欠款、拓展营业范围、恳求东家注资等措施，但其努力终归失败，于民国六年彻底歇业。从此个案可以管窥民国初年中小旅蒙商号的普遍遭遇。
3.《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资本”概念的借用及话语方式探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